“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你必须让自己放空睡着。而在你放空之前，你是什么。当你放空睡去，就不是了。当你被睡眠占满之后，你从来都不是。” 此时的我不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但我熟悉的房间存在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威廉·福克纳的小说里的这段话一直在我脑海里重复着。

        因为长大后一直住在国外，所以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思考距离这个概念。我和我的家人，几个好友分别住在不同的大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网上相会，只有夏天才能线下见面。所以每当我们真人相见的时候，都会安静地发觉眼前的人和我们脑海里那个更抽象的版本的细微区别：更放松或更紧张的笑容；几根白头发；又长大了的孩子们；苍白的脸色也许意味着疾病；某人的沉默更加深沉；提到某个话题时移开的目光……这些都指向重重积累的时间，和我们没有在一起的每一天。

        现在我要假装我周围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也住在另一个国家，我的邻居住在另一个被密封的维度。这种远离了所有人的感觉很奇怪，好像我们各自被吸进了一个时空通道，转移到了一座孤岛，或另一个星球上。

        当你一整天几乎没有见到真人，只见到了抽象的身影——失业的人；无法与至爱告别的人；隔着屏幕的朋友，传来你无能为力的新闻；在漫长的当下，依然远隔重洋的家人——这一天结束之后，“当你放空睡去，你是什么？”

        深陷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们没有思考生活本身的理由和时间。我们不假思索重复的动作；碎片化的思考习惯；鞋子的形状和不用看就摸得到的床头柜，如今都因为过于熟悉而变得陌生。

        社交领域也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形：从我们主动相约的家人和朋友，到一起工作的同事，到我们平日偶遇并产生互动的人——这些偶遇包括余光看到、甚至没有看到的人，ta们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延展。

        这种感受往往存在于人群中，那种触电般的能量让你彻底融入——在体育场，上千人的目光盯着一颗篮球；在音乐厅，几百人同步于一场演出。我很清楚我在想念什么感觉，并且对其选择了无视。我觉得我的不适有一部分来自于无法跟学生面对面地互动。在教室里，学生们给我的能量远胜于现在ta们在屏幕上的笑容；每一堂课的结尾，所有人都一键消失，那感觉多少有点窘迫。

        我也想念带女儿去社区游乐场跟别的孩子玩，那种无忧的生机；想念时不时去附近的小电影院，和别人一起安静地看电影。现在的感觉像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在播放约翰·凯奇的《4分33秒》[1]，没有声音也没有结尾，失去了意义。

        几年前我写完了一本书《距离的艺术》。这本书变成了我理解当下的基线，这个我们在隔离中一起写的新篇章。我们可以给距离赋予什么价值？互相远离的同时，与自己这如此亲密又能让我们获得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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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是哲学家和作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尤其在社会剧变、熟知的生活在眼前变形的时候。

不到一个世纪前，埃里克·布莱尔回到了英国。他为自己在缅甸当殖民地官员时做的“帝国的脏事”而感到不齿，决定“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于是与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断了关系，与流浪街头的人们一起过了几个月，然后穿越了海峡，在巴黎酒店当起了洗碗工。

        他对那段时间的记录《巴黎伦敦落魄记》是他的处女作，以我们熟知的笔名乔治·奥威尔出版。《落魄记》是一个缩短距离的实验，开启了奥威尔的文学事业。在他接下来的新闻作品里，他以他标志性的、不屈的诚意把自己的实验称为“化装舞会”，说社会距离不可小觑，而废除阶级划分需要一个人彻底地改变其“人生态度”。

        在同一时期，埃利亚斯·卡内蒂开始了他对人类“模式”的解剖。这个课题继而变成了他的毕生事业。卡内蒂是一名德语作家，出生在保加利亚一个西班牙系犹太家庭。他人生的最后几十年都是在英国度过，他说“那里的社会生活充满了无用的亲近企图”。他很为人群而着迷。他坚信，人民聚集成众的强烈愿望导致了日常生活距离的缩减，而后塑造了二十世纪的理念——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它们造成的人类灾难。

        在花费30年写完了他的巨著《群众与权力》之后，卡内蒂终于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时代，所以他松了一口气，说他“抓住了世纪的咽喉”。与卡内蒂有过短暂恋情的艾丽斯·默多克，也是一位小说家和哲学家。她的许多作品也围绕人们如何一起生活的主题。她写的很多故事都可以被看作是对理想距离的思考。

        在她看来，人生在世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认真对待别人真实的一面——那意味着不仅仅把别人看作我们自己的延伸。她1958年的小说《钟》里有一集，细腻地讲述了一名年轻女子去参观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在品味画作的同时发现了一种完美的距离：“这是一件她的意识无法暴殄的物品，而把它作为自己想象的一部分会让它失去意义……她看着庚斯博罗的画布——光鲜、忧郁、温柔又强大。她有一股冲动，想要跪在这幅画面前，流泪拥抱它。”

        这三个篇章——奥威尔、卡内蒂和默多克——都存在于他们各自的历史时刻：殖民主义、大萧条、和纳粹主义留下的“被放逐的世界”和二战的暴行和毁灭。但在更平静的时代，还是有许多人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一则叔本华和佛洛依德都很喜欢的寓言，讲的是极冷的天气里，有一些豪猪会靠在一起取暖，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免互相刺伤。

        法国的符号学家（标注）罗兰·巴特曾引用这个寓言，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叫《如何一起生活》。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我要和别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才能够同时建立一个不排外的社交、和一种不出走的独处？”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很多思想家以“远和近”为语汇表达过他们对当代社会的看法。巴特曾说：“我们需要一种科学，或一种艺术来衡量距离”。当下，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被打断，巴特的兆言打开了一个新的哲学领域，让我们可以寻找一些意义。

        在他的第一场讲座中，巴特坦言说这门课来源于他自己的一个幻想：八到十个人住在一起，这个社群小到可以让每个人在尊重彼此个性的同时产生联结，又大到可以保留多样性和趣味。巴特回避“社群”（community）这个用词，更倾向于说“住在一起”（living together)。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谁在‘圈里’，谁在‘圈外’， 而是这些人如何校准ta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一劳永逸的校准，而是变化有时。”

        这个乌托邦跨越了两个交叉的领域：友情和社群。这其中关于距离的问题牵扯到空间、观念、起源传说和身份、差别的概念。很大程度上，西方哲学传统把友情放在快乐生活的中心，其中各方有相似的兴趣、习惯和观念，有助友情的培养。

        而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呼喊：“朋友啊，这世间没有朋友！”强调了“真正的友情”是不可求的，也许只能被当成一种社交互动的理想。对于爱默生来说，朋友应该像安然留在远处的灵魂，“永远是一个美丽的敌人，不可驯服、值得尊敬，而不是一种很快就会被超越和丢弃的便利品。”

        换一句话来说，没有分别的友谊不是真正的友谊。我的朋友不能离我太近，否则她无法指出我的错误；我也不能太过依赖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和我对这些共同之处的投射），而无法改变成为更好的自己。

        众所周知，尼采是爱默生的忠实读者，并且推进了上述理论。他的文字中呼应了爱默生“美丽的敌人”这个概念，并且否定了基督教道德观所说的“邻里之爱”，称其为“不好的爱”。反而，他提倡“最遥远的爱”：我们应该在与我们不同的人身上寻找连结，开阔视野，而不是培养跟我们身边的人的关系。

        也就是说，尼采否定了一切有关社群的传统观念，包括极其受重视的共同历史、起源传说和共同习俗，并且指责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称其鼓励“牧群思想”，否定了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与其保守地顺应与我们相似的人、社群的规则和预期，不如寻找有困难的和出乎意料的相遇。尼采提醒读者任何强大的纪元都来自于“距离的苦难”。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些生命形式注定比其ta的更有价值，而我们有些人也需要道德体系来约束我们最坏的冲动，不是吗？对离我们最近的人产生更强烈的感情，不是人类的本能吗？然而上一个世纪的很多哲学思考，都跟随了尼采的脚步，不懈地批判“近距离社群”的概念——在历史上被理解为这种现象：一群人遵从一种社会阶层，住在同一个有界限的空间。

        定义这种社群的方式，往往是圈出“属于”这个群体的人（有某些共同的特质），而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

        矛盾的地方在于，“近距离社群”其中的距离堪忧，因为社群脚本逼迫它的成员与别人比较从而衡量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称这种现象为“差距性”，因为在意和别人的不同而不得安宁，常常体现为“模糊地互相观察，隐秘地互相聆听”，源于对抗而非善意。

        在《群众与权力》的开头，卡内蒂也写道：“所有的生命……都以距离排列——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的房子，他的财产，他的职位、他想要的头衔——这些都是为了距离的形成、确认和延长。”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不会审视这样的习惯。但现在的我们没有了日常社交，没有了计划中和计划外的会面，是否离一种真实的生活更近了一步？如果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抛开对社群的已知，它的替换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