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阿波利斯来信:抗争为何要始于这里作者:Su Hwang 翻译:形影+ 更多
跟许多人一样,在隔离了两个月之后,我常常醒来不知道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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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兵纪念日(Memorial Day)是个长周末,我本以为它就这样毫无仪式感地过了,直到隔天早晨,我被令人不安的新闻刷屏:明尼阿波利斯市(下称明市)的警察又杀害了一名黑人。在Cup Foods超市和Speedway加油站的交叉路口,离我在芝加哥大道上住所不到两公里——就因为一张疑似假钞的20美金纸币,乔治·佛洛依德就那样失去了生命。不过二十美金。跟许多人一样,就算不看那段热搜视频,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极其悲哀的是,在Jamar Clark,Philando Castile和其ta无以计数的,没有被登上热搜的死亡之后,住在双子城【1】的很多人都熟悉了这种剧本。那张截图里,佛洛依德戴着手铐,被迫躺在炎热的沥青路上,而他的脖子被大卫·绍文的膝盖紧紧压住。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明市警察又做出了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暴行。
而这次的基调不太一样——这个白人警察得意的神色,双手插兜的云淡风轻,和他毫不掩饰的憎恨。无所谓天还没黑,无所谓有人在录像,也无所谓数不清的围观者乞求他住手,让他有一些怜悯之心,无所谓此刻仍是全球疫情危机,无所谓佛洛依德垂死呼唤着自己过世的母亲。对于绍文和其他三个警官来说,一条黑人的生命没有意义。而顶风作案也让他们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可以逍遥法外。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明市人,但在过去的七年,明市已经成了我的家。就许多标准来说,我还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外来人口”,所以我必须声明,我并不能为这里发生的事情下定论,我的声音只是万千角度中的一个(我推荐你去读Danez Smith在《New Yorker》中的评论,Chaun Webster创作的《GeNtry!fication》和诗人Sun Yung Shin选编的合集《A Good Time for the truth》)。
我在纽约市长大,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旧金山和奥克兰之间来回。刚刚到双子城的时候,我端着沿海城市的架子,目中无人。那时我无止境地抱怨这里漫长的冬天,铲不完的雪,那种被困住的感觉,还有标准的“明尼苏达式友善”【2】。作为一名亚裔美国女性,我跟很多少数族裔一样时刻戴着种族的标签,所以不敢在中部人少的州定居,而当时的我对明州的了解仅限于“万湖之州”的称号。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白”的地方,所以发誓硕士毕业就立刻要回西海岸。但后来,湾区的物价涨出了我能接受的范围,毕竟我一个四十多岁的诗人并不富裕。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在这里找到了社区。任性了很久的我第一次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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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的第六天,阳光灿烂的下午。人山人海,不分种族,不分行业,站满了I-35W桥的两头(恰好是2007年洪水中塌陷落入密西西比河的那座桥)。还有人在不断加入游行的行列,数以千计。而突然,我的屏幕下方出现了一辆货柜车,突兀地冲散了游行的人群。奇迹般地,竟然没有人受重伤。货车司机被几个游行者拉出来殴打(同时也被其ta大度的游行者保护),然后被拘留后释放。我立刻回想起了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年少的我在电视机前看到过相似的景象,让现在的我无法无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重演。
将近三十年前,四名洛杉矶警官暴打了罗德尼·金之后被宣判无罪。他们的暴行被录了下来,在世界各地播报。那个时候还没有苹果手机和社交网络。我在电视上看了直播:游行,暴力,纵火,民意难平。大部分活动都以韩国城为中心,数十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或被逮捕。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92年暴乱的一年前,一个韩裔店主枪杀了拉塔莎·哈林斯,一名黑人初三学生,只因为怀疑她偷了店里的东西。而后这名店主只被判了社区服务感化【3】。韩裔店主和黑人顾客之间存在长年累月的、致命的敌意,而这个案子给这些积怨划上了感叹号。文化偏见、语言障碍和极端的贫富差距让两边互相指责,进而矛盾激化。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无端出现的。
无所谓天还没黑,无所谓有人在录像,也无所谓数不清的围观者乞求他住手,让他有一些怜悯之心,无所谓此刻仍是全球疫情危机,无所谓佛洛依德垂死呼唤着自己过世的母亲。
我的父母是韩国移民。ta们现在已经退休住在南加州,但以前(包括92年暴乱期间)也在纽约皇后桥住宅区的角落开过一间逼仄的小店,默默生息在曼哈顿天际线的阴影处。Ta们卖(修)传呼机、电池、棒球帽、T恤、手包、各类玩具和零碎。我暑假在店里帮工的时候,我的两个任务是用生锈的机器配钥匙,和去隔壁防弹玻璃上布满油渍的中国外卖店买午餐。
我的第一篇诗集《Bodega》(便利店)的很多灵感都来源于那个地方和那个时期。在那里,美国黑人的生活现实在我眼前变得无比清晰。附近的白人警察每个小时巡逻一次,但没有让任何人感觉安全。他们只是穿着制服的捕猎者,他们服务的,保护的人种只有白色。那时警笛的声音变成了一种背景音乐,伴随着几百年系统化种族主义和赤贫造成的四面楚歌的绝望暗流。
的确,我和家人经历了种族歧视,我们也回击过,但我们经历的远远比不上警察和其ta白人群体对美国各地黑人长久的歧视。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为了向白人靠拢,达成“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也成了反黑歧视的共犯。白人优越主义不论是否被人内化,已经渗透了每一个边缘化的社群,挑拨着不同的少数族裔,进而在本质上让它们互相抵消。
我们(亚裔和黑人)的立场并不是对立的,但白人优越主义不留任何层次和余地。新闻里看不到的是,我的父母记得所有常客的名字,喜欢的牌子和各种细节,还有ta们各自的故事。许多顾客爱称ta们苏西和H先生,和ta们有说有笑。因为我父母说不出几个英文单词,ta们就用手势交流。我见证过无数来自柜台两边的善意和尊重。而借着店里柜台高、橱窗满的优势,我父母也给偶尔卖大麻的小伙子们提供了躲避之处。哪怕在这个被金钱定义的城市食物链里,也存在着一种亲密——一种不言而喻的友情,为了一起尽最大的努力活得更好。当洛杉矶无数韩裔店面被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父母的店却没有受损,因为保护是双向的。
洛杉矶暴乱的7年后,Amadou Diallo,一名23岁的几内亚移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自家楼下身中41个子弹死亡。四名便衣警察杀害了吃完饭走在回家路上无辜的Diallo,只因为他看起来有点像一名嫌疑人。而他们口中认定的枪其实是Diallo的钱包。这四名警察之后被宣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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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诗歌有点晚,而搬到明市让我获得了莫大的支持。明市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学中心,拥有全国最充足的艺术类基金。而且据我所知,你每走三步都能碰到一个出色的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种/性少数/白人盟友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长者、教育家、艺术管理者、电影行业者、学者、策展人、草根积极分子、疗愈者、服务行业者、人民公仆、正义勇士,或是以上任意几种的结合。而这其中有很多是我的朋友、导师和同事。这里还有好几代的,生生不息的索马里和赫蒙族(苗族)难民,和全国最高比例的收养的韩国孤儿。明市和圣保罗市的政治走向相对很多美国大城市来说都要先进,但是跟其它州一样,明尼苏达有非常黑暗、险恶的一面。
首先,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从达科他和欧及布威族人手上偷(抢)来的。1862年,38名达科他族人在曼凯托市被公开施以绞刑。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1920年6月15日,也就是整整100年之前,三个黑人男子,Elias Clayton, Elmer Jackson, 和 Isaac McGhie被误判强奸,并被带离监狱,在数千白人面前以私刑处死。此后,政府官员和无良开发商纵容资本主义为一己之利销毁了各个文化群体的社区,形成了一种间接的排异文化和双重标准。快进到今天:明尼苏达的收入中位数,白人和黑人间的住房差距排在全国倒数第二。而种族结合指数在51个州中排第45名,也就是说明州是全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州之一。明市警察仍在以惊人的速度杀害黑人公民并受到豁免,原因是上有理直气壮的种族主义领导,比如警联主席Bob Kroll和亨内平县检察官Mike Freeman。更不要说明州有色人种的监禁率。而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统计,到去年为止,明州境内至少有十二个(白人)仇恨团体。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更清晰的历史背景,可以阅读这篇文章和这篇文章。
不少明州的白人都迷恋于明州过分干净的形象——宽敞的自行车道、王子(音乐家)的家、瑞士肉丸、奶酪酥、烤盘菜,和入选每年“最佳”清单的各种湖泊,发光的湖面上漂着小船,周围散着小屋。但现实与这些加过滤镜的画面相差甚远。这个国家的高质量生活一直以来都建立在殖民的基础上。最后,不堪一击的“明尼苏达式善意”已经在全球目睹下被粉碎了,因为这彬彬有礼的假象、这不想打破现状的观念同公开歧视一样,都给有色人种造成了伤害。如果让一个人来代言明州的话,我觉得Amy Cooper【4】就很符合描述。而绍文致命的膝盖可以说是“沙滩上的最后一条线”——要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侧,要么就被海浪吞噬。
在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面前,似乎有一股新的能量。人们好像终于醒悟过来了,虽然有些是迫于无奈——毕竟没人可以无视烧到家门口的大火。这把火烧毁了好几个世纪的冷漠,刻意的无知,藏储的特权和错位的权利。佛洛依德去世的几天后,明尼苏达大学、明州公立学校系统和公园娱乐部门都和明市警署断绝了关系,明州政府还对明市警署正式起诉。市议会向大批游行者承诺,Ta们会采取具体措施解散警察部门。而这些都归功于MPD 150、Black Visions Collective和Reclaim the Block等等草根组织的长久努力。
同时,上千的公民涌向街头游行、哀悼、打扫、画壁画,计划一个更好的未来。哪怕是在白人至上者掀起的暴力和纵火顶峰,也总有大批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自发聚集,打扫“战场”,日复一日。也总有眼神疲惫,靠咖啡因支撑的邻里和社群领头人聚在一起互助,传输资源,组织不同社区的巡查。一片灰烬中酝酿着新的生机,春风化雨。
有一点必须说清楚,明市和圣保罗市,这两个白人自由主义的堡垒岌岌可危。我们被很多Boogaloo(右翼极端组织)成员和其ta白人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瞄准。ta们想要煽动恐惧和恨意。而ta们不明白的是,一代代勇气和大爱的结合已经为真正的公正打下了基础。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看起来快得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些都是几十年来社群抗争的结果。明市的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个人和群体已经不知疲倦地努力废除白人优越主义太久,太久了。更有像Unicorn Riot等青年非盈利媒体也对传播真相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在我们为文化地标和邻家商店被毁而痛心时,一群又一群有远见的艺术家、人民公仆、积极分子、疗愈者和建筑者已经开始重建了。而ta们一直都在。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称此为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但我越想越觉得它不够全面。转折意味着单一,就像一条单独的肌肉组织或意识流。但我们明明已经有了好几个转折点,不管是从原住民手上夺走这片土地,还是用黑人的生命换取了美国建国。我觉得我们其实处在一个“融汇点”。融汇意味着多样性和累积性,多种复杂的声音和观点。这样区分才算尊重我们祖先的灵魂。我们不能再从一点转到另一点,然后说这是进步,或正义——这二者之间刺眼的差距与我们的历史不符。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历的游行,是几个世纪游行的延续,是在几个世纪的牺牲和重生后,向众生平等的最后一跃。
而我们仍处在全球疫情危机之中。作为一个美籍亚裔女性,当下和我一样亚裔容貌的人受到的排挤,说明有色人种一直都在不知不觉地被白人优越主义的视角所排外。K-pop歌迷集体摧毁了白人主义的搜索标签,各个美籍亚裔的组织和个人都发声支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5】,为我们在反黑主义的多年参与而作出补偿。这些都让我感到欣慰。但是这条路还很长。白人优越主义和白人式自满不能再被遮掩;真相不能沉寂于黑夜;摄像机无处不在。每一个边缘化的人类都已经筋疲力尽,怒火中烧。这次的全球危机,黑人和棕色人种群体受到的影响比任何其ta社群都大。但病毒也让我看清了残忍的事实:当资本主义无良,所谓的“保护者”和“公仆”无能时,我们这99%的人都无法免疫。
(临终46岁的)佛洛依德跟我一样是一个“外来人口”;今年年底我就46岁了。他的亲友叫他“佩里”或“大佛”;而我的几个好友叫我“大苏”。跟我一样,他为了更多、更好的机会来到明市,扎下了根。疫情来袭时,在建设自己的社群时,他同时打着两份工,其中一份是餐厅的保安;我也在服务行业工作了10年。我们本可以是同事,朋友。佛洛依德在离我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被杀害,那是我每天都开车经过的路口。而跟任何一个明州人一样,他本应有抱怨天气的权利,本可以抱怨不会上高速的司机,在明州游园会上吃裹着巧克力的奶酪酥,抱着一条大鱼照相。他本应在隔离了两个月之后,起床后像我们一样不知道今夕何夕。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看到高楼被烧毁。9/11时,我就住在格兰街和Lafayette路的交叉口,Soho和中国城的交界处,当时我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子塔。而因为那天轮到我遛我和室友刚刚领养的狗Ollie,我没有按时到达华尔街的公司上班。我和室友蹲在电视前想要弄明白发生了什么,然后就看到电视里双子塔倒了。之后的好几个星期,我们家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着国民警卫,警笛不断。我上班也戴着口罩。有一种新的运行法则。
现在的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转变。
还有很多很多没说,但此刻我的思绪太零散。我为我的城市心碎,为佛洛依德的家人,Breonna Taylor的家人,Ahmaud Arbery的家人,和许许多多逝去的生命心碎。而我也相信善意,相信我身边的人,我爱的人。所以在这篇碎碎念的结尾,我要借用我的朋友Junauda Petrus-Nasah,一位作家,艺术家和女神的话(节选自最近一期《Star Tribune》中她与另外两位作家Michael Kleber-Diggs 和 Shannon Gibney合作撰写的文章):“我去了(佛洛依德)的纪念地(也是暴行的发生地)。在天理不容的暴行后,我却感觉到了一股神圣、爱意和平静。一夜之间,我们的城市变成了浴火的凤凰,酝酿着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在达科他族人的土地上,在全球疫情危机中,白人优越主义、压迫、警察暴力、删除历史和食利资本主义【6】造成的伤口全部都成了导火索。而在一片火海,无限伤痛,迷惘和财产损失中,有一种蜕变正在结晶。
Black Lives Matter.
脚注
【1】又称“双城”,由相邻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组成。
【2】指明尼苏达州本地人的友好待人方式,因为过于形式化而变成了一种文化模式。
【3】替代监禁的一项判刑选择。
【4】一名白人女性。在纽约中央公园,因为一名黑人男性请她给狗系上狗绳而报警称自己受到了骚扰。链接来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5】2013年由非裔美国社群发起的黑人维权运动。由于有不同版本的(非官方)中文翻译,此处暂且保留英文原文。
【6】市场和政治权力允许享有特权的个人和企业从所有其他人身上榨取大量不同形式的租值。